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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中国经济周刊

　　中国对外开放的五大新特征和五大新任务

　　文|黄奇帆

　　当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在新发展格局下，我国正在更大范围、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地跟世界合作，向世界开放呈现出了新特征。在党的十八大以后，我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重大新成果。在新发展格局下，党的二十大部署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五大新任务。

黄奇帆  《中国经济周刊》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

　　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

　　什么叫作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？

　　一般来说，一个国家的经济循环，如果进出口贸易（货物贸易+服务贸易）占GDP的比重在60%以上是以外循环为主体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在40%以内则是以内循环为主体。

　　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这对于我国来说是重要发展战略。我国从1950年到2050年这100年的时间里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类型。

　　第一个阶段，是1950年到1980年，我国经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。当时之所以封闭，不是我们不想开放。由于很多国家都对中国进行经济、社会、科技、贸易等全方位的封锁，想开放开放不了，每年进出口贸易占GDP 不到 10%，所以那个时候是以相对封闭的内循环为主。

　　第二个阶段，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，是一个以外循环为主牵引内循环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经济运行特点是以两头在外、大进大出的外循环为主，通过“三来一补”的加工贸易，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，200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比重达到71%。

　　第三个阶段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审时度势、顺势而为，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并着力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持续扩展经济的内生动力，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进一步逐年下降，2016年降到了38%，形成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　　为什么现在要构建新发展格局？这里面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逻辑。2013年，中国的货物贸易达到世界第一，占全球贸易量的30%，非常大的基数，如果每年还以百分之十几的量增长，增量这块比许多国家全部贸易总量还多，很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。

　　此外，2010 年中国劳动力进入拐点，同时我们土地成本、各种要素成本和生态环保要求成本提高，再靠消耗大量资源，搞两头在外、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已比较吃亏、不合时宜。

　　再有是最重要的，全世界近80年的经济发展有个逻辑，发展中的大国总是以进出口贸易的外循环为主，拉动自己的经济发展，世界经济强国一定是以内循环为主。比如美国，从1950年到现在的70多年里，任何一年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从来都在30%左右。2022年，欧盟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就是35%。日本经济分两段，在1945年到1975年产业重新振兴的过程中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拼命依靠国际市场来拉动自己，这一阶段货物贸易占68%左右，服务贸易占 7%左右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达到75%，以外循环为主。1975年以后，日本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，到现在40多年时间，这一阶段每年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5%左右。

　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大国成为强国过程中的必然选择。

　　现在试想一下，如果我们2016年还是70%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比重，2017年特朗普上台打贸易战、加关税，拜登搞封锁、脱钩，再遇上新冠疫情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进出口贸易比重从70%降到现在的38%多，国民经济就会很被动。但是我们在2016年已经自主降到了38%，并且2017年到2023年连续7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38%左右，保持了坚定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如磐石。

　　2006年到2010年是被动调节，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，美国、欧洲购买力下降，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冲击，到201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55%；2011年到2016年是主动调整，2016年降到了38%，10年时间从71个百分点降至38个，新发展格局悄然形成。但是，保持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40%以内，只是新发展格局的框架比例，要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涵，还要有五条：一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形成自立自强科技创新能力；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发挥中国大市场的规模优势；三是要通过扩链强链补链，形成一头在内、一头在外，上中下游产业链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制造业体系；四是要提高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显著提高；五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。这些内涵，将在中国正在推进的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以实现。

　　新发展格局下，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特征

　　在新发展格局下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实际上并不妨碍开放。中央提出来的战略，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实施更大范围、更宽领域、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对外开放。中国这10年的开放和过去40年的开放既一脉相承，又呈现出新发展格局下的五个新特征。

　　一是在投资政策上，从过去几十年的引进外资为主，转变为既鼓励引进来，也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投资。据统计，1979—2012年这34年里，中国境外投资一共约5000亿美元；而仅在2017—2021年这5年时间内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就达到了约7700亿美元。引进来、走出去双向投资的特征已经很明晰地显现出来了。

　　二是在贸易政策上，从过去几十年的扩大出口为主，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。当今世界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，因为出口的货物可能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、来料初加工产品。而进口大国一般都是经济强国，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，货币纳入特别提款权（SDR）成为世界货币，也可与各国直接结算。另外，我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.3%，今后还可能会进一步下降。这样一是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进口成本，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，增加群众消费福利；二是有利于增加进口，促进实现进出口平衡，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创造条件；三是有利于在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，进口规模大了，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自然也大了。中国在2021年超越美国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。这都跟我们市场规模大、降关税和增加进口有关。

　　三是在区域开放政策上，从过去几十年的沿海地区开放为先为主，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、整体开放。2010年以前，我国各类国家级的开放措施都是从沿海开始的：20世纪80年代初期推出的14个开放城市、27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在沿海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推出的五大特区都在沿海；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新区开发——浦东新区、天津滨海新区，也都在沿海。党的十八大以后，新的开放措施都是东西南北中一体化开放。在内陆批准了12个新区，沿海增加了5个，再加上原来的上海和天津，现在全国一共19个新区。又如，保税区也从沿海推广到了中西部地区。本质上，开放是一种理念、一种制度、一种办事的方式，和区位无关。德国在西欧的中部，谁能说德国社会开放度比西班牙开放度低？中国过去的开放是以沿海为主，现在转向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、整体开放。

　　四是在产业政策上，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（GATT）和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，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。以往，中国引入的外资主要集中在工业、百货、建筑业和房地产等产品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领域，对金融业、服务贸易等无形领域，如外资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基金和证券公司，以及教育、医疗、服务业和文化艺术等约束还有很多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要求对服务业、金融业和工商产业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、负面清单管理、竞争中性等，实现全方位、宽领域、多渠道开放。现在中国开放度越来越高，开放策略已经转变为宽领域、多渠道、全方位的一种新模式。

　　五是在全球外贸秩序治理方面，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，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。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、第一大国际贸易国，不管是投资领域还是贸易领域，中国都有重要的影响力和发言权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中国要积极地参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，一起参与谈判确立国际贸易规则中新的制度，所以中国不仅是适应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，而且开始介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和修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。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中国现在是WTO的全面支持者，也是WTO改革的重要推进者。第二，在双边或者地区间自由贸易协定（FTA）新的贸易规则讨论谈判当中，中国既是双边贸易谈判的推动者和积极参与者，同时也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公平合理，参与各个贸易规则的讨论、谈判。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RCEP）已于2022年正式生效，标志着目前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、经贸规模最大、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，而中国正是RCEP谈判的坚定支持者，在RCEP推进中起到了支柱性作用。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大家庭，这其中经济规则的导向制定，中国起重要作用。

　　新发展格局下，中国对外经济取得了三个趋势性、结构性的新成就

　　新发展格局下，中国对外经济在出口产品结构、加工制造方式、引进外资总量三个方面实现了良好的趋势性、结构性、基础性变化：

　　一是出口产品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商品结构上发生了根本性、基础性、基本面意义的变化。具体来说，从1980年代、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初，中国工业出口产品始终保持着一个特点，即70%是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如轻工、纺织、服装、箱包、鞋帽、玩具等，剩下30%是机电产品。然而，到了2023年，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惊人的3.3万亿美元，与2010年的1.6万亿美元相比，翻了一番左右。在这些出口商品中，机电产品和电子信息等技术密集、资本密集型产品占比高达90%。与之相反，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只占10%。这一增长的背后，是中国制造业在规模效应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综合成本，使得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和装备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具备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力。

　　曾经，“中国制造”被贴上了廉价的标签，过去我们常说“10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”，让人扼腕。如今，中国高铁、手机、电脑、清洁能源装备、新能源车、港机、矿山机械等产品异军突起、享誉世界，在国际产业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如今可以换一个说法，我们用几台大型港口起重机就可换取数亿美元，用以购买大量石油、天然气、铁矿石等资源，或猪肉、牛肉等大量农产品。可以说，如今的出口结构与过去相比，实现了180度转变，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项利好。

　　二是进出口贸易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加工贸易曾是中国外贸的“半壁江山”，占进出口的比重最高达50%。加工贸易“两头在外”“借鸡生蛋”最突出特征就是，原材料、零部件从国外进口，通过国内浅层次的加工、组合形成产品再销售到国际市场。这种生产方式附加值低，企业的利润也不高。

　　当下中国进出口贸易中，加工贸易的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，2022年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值的20.1%，一般贸易的比重达到63.7%，其余的16.2%为农产品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。加工贸易、一般贸易比重的变化，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升级转换。中国加工贸易从过去的两头在外、大进大出，已转变为一头在内、一头在外，实现了原材料、零部件70%~80%在中国本土生产，形成了中国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集群，生产的产品既满足国内市场需求，也销售到世界各地。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，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制造的附加值，推动了中国制造的结构优化，催生了中国产业新技术、新制造、新业态的加速“自主孵化”，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三是引进外资规模逐年增长。过去40多年，中国引进外资（FDI）连创新高，从1980年代平均每年20亿美元，到1990年代平均每年300亿美元，再到2000—2010年平均每年600多亿美元，再到2011—2020年平均每年1200多亿美元，再到过去几年平均每年1600亿美元，中国持续多年成为引进外资的第二大国。可以预见，未来中国仍将是外资最为青睐的目的地之一。

　　许多人认为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，外资必然下滑，因为疫情限制了出国考察和合资谈判的次数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在这三年期间，中国每年平均引进外资的量达到了1700亿美元。2022年更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引进外资最多的一年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891亿美元。德国总理朔尔茨、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于2022年、2023年带着企业家代表团访华。因为俄乌战争导致欧洲能源短缺、成本提高，欧洲的一些制造业企业就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，与2021年相比，2022年欧洲对华投资大幅增长70%，达到了121亿美元。

　　事实表明，尽管这几年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因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受到冲击，但外资对中国投资不降反增。原因很明显，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更深层次开放政策带来的稳定的环境，吸引了全球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。面对近年来国际相对动荡的困境，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长远发展，并寻找资源更稳定、市场更大的新投资地，中国恰好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。不管是从投资环境、营商环境讲，还是从资本的角度讲，中国依然是全球最佳的投资“热土”。